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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干部联系不上，是政权的事、政治机关的事。当然军事干部要忙于作战，但执行政策仍有责任。以东北为例，有些城市工作是由于土改中“左”的偏差搞坏了，但在战争中搞坏的也不少，如辽中、台安等等。进城后，有的部队争缴获，没收东西不请示、不报告，有的甚至破坏和变卖没收的器材。在教育上只提贫雇农，不提保护工商业，等等。
现在要打长春，部队必多，如果不注意政策，城市会遭到很大破坏。而我们收复大城市后如不能恢复城市生产，则支援东北战争和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。在内战时代，毛主席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随便没收，没有正确的城市政策。今天，全国已走向胜利，我们更应该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。今后，攻克一个城市后如遭破坏，首先要由军队负责。攻城部队除战场缴获外，工商业单位均不准动，敌人仓库物质由后勤部门接收统一管理和分配。
(注：以上为1948年5月18日《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》)
我们拟仍攻锦州。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，然后发起总攻，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，至少能歼灭敌人一部或大部。目前如回头攻 长春，则太费时间。即令不攻长春，该敌亦必自动突围。我能收复长春，并能歼敌一部。
(1948年10月3日致军委电)
注：以上为1948年10月2日，林彪获悉敌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海运增兵葫芦岛，对攻锦州有些犹豫，曾于10月2日22时未经与罗荣桓、刘亚楼商量，以林（彪）、罗（荣桓）、刘（亚楼）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报。罗荣恒得知此说服林彪坚持打锦州，签发了上述电报。
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，我们的战争是防御的，但到一九四七年七月，我们发动了夏季攻势，即由防御转到进攻。去年的夏季攻势切断了奉吉线，使吉林、长春之敌陷于孤立。
再经过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，把中长路和北宁路切断，吉林敌人逃跑，沈阳之敌又陷于孤立。从此东北的敌人已经形不成一个战线了。如果没有去年夏季、秋季和冬季的攻势作战，使吉林、长春、沈阳敌人完全陷于孤立地位，则今年秋季战役，要实现全东北的解放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去年冬季攻势以来，我们采取围困长春的方针是恰当的。当时地方上严重春荒配查信，土改又出了些偏差，运输线也还不通畅，需要修建新的铁路。我们部队在冬季攻势以后也需要休整补充。而敌人又从山东调整八军到北宁线。因此，我们没有打北宁线。当时如果打长春，则沈阳敌人尚可集中五个军向北增援，我们的把握不大。所以，当时我们采取了围困长春的方针，主力大部休整补充。经过休整，部队在政治上、军事上的质量都提高了。我们还组织了新的力量，组织了三个纵队、九个独立师，这些部队在围困长春中得到了锻炼。
秋季战役（即辽沈战役）共历时五十二天，把东北的敌人全部消灭，解放了全东北。这一胜利，对于全国形势说来，是一个新的突破，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。
（一）东北的敌人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，尤其是新一军、新六军以及后来编成的新三军、新七军，全是美械装备，是美帝国主义经常吹嘘的部队。这些部队被我消灭，害得蒋介石吐了两次血，使得蒋介石军队士气更加低落。徐州敌人集中了二十一个军、五十多个师，这次在一个星期之内被我们歼灭了十九个师。现在蒋介石想放弃华北，要傅作义部队到长江以南去，而傅作义想往西逃跑，和宁夏的三马会合，以偏安一隅。蒋介石在华北的嫡系也准备撤退了。
（二）全东北解放以后，东北的大军就要入关。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超过敌人的任何美械化部队，比抗战时期的日军装备也有提高。我们的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上去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。
（三）东北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和铁路运输，可以支援全国。东北全境解放使敌我之间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
总之，这个胜利意义很大，引起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。
这个胜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，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之下，贯彻执行了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思想、路线、方针政策和各项具体决定的结果。三年来，我们坚持了人民解放战争，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，贯彻了土地改革，恢复了铁路运输，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。这次秋季攻势参战的部队在七十万人以上。没有上述各项条件，就不可能建成这样强大的军队，也不可能支持这样大的军队作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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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战役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全体指战员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，英勇作战，又有熟练的战术技术的结果。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，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击战，辽西黑山、大虎山围歼战，七天七夜向沈阳、营口的追击战，打得都很好。此外，我们还受到了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的鼓舞。最近华东部队攻克济南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。
(注：以上为1948年11月19日在四野政工会议上的讲话）
东北人民解放军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组建的，其主力来自华北、山东、华东各个地区，其干部来自更多的方面。在进入东北的开始，各有一套班子，自立门户的现象相当严重。而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。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，有的认为敌强我弱，有的认为敌弱我强。由此出发，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，还是以战争为主；是先控制大城市，还是先依靠农村，这样一些分歧。
那时实际上是敌人强，我们弱。我们从山东、华北等地来到东北，是从战场上转下来的，没有经过休整。有的将武器留在了原地区，准备到东北来补好武器。可是，当时东北是没有群众基础的，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。而国民党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强过我们，依然存在的伪满的一套组织又适合于国民党而不适合于我们。
我们显然处于劣势。因此，那时讲和平根本不可能以我们为主。只有切切实实地准备长期的战争。那当然要把中长路沿线的大城市放弃，以农村和小城市为立足点来包围大城市。而如果对和平有幻想就会以大城市为主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两个不同方针的争执。由此又产生了组织问题上的争论，究竟是克服山头还是单纯地平均主义地照顾山头。按后者那样照顾，不仅山头愈照顾愈多，而且又出现了码头。我们是为了克服山头，而不是为了山头林立。如果山头林立，不用敌人打，自己就搞垮了。
……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，全军无所措手足。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。各人搞各人的，各人抓各人的。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，看成是自己的，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。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，但很不巩固。敌人一进攻，散的散，叛变的叛变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。
到“七七会议”这一场争论得出了结论，东北局的领导基本 上取得一致，毛主席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战略指示得到了真正贯彻。我们建立了统一的集中的领导核心，才把全党全军团结起来，从而阻止和打垮了敌人的进攻。
（注：以上为1949年3月29日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）
抗战胜利结束时，整个东北形势有对我不利的因素。因为东北曾受日本和伪满长期统治，国民党有影响。但我们也有有利因素：同东北相邻有几块根据地，对东北不能没有影响，同时也有了进东北的几个口子。东北北靠苏联，东靠朝鲜，处在苏联红军占领下。红军未退，国民党就不能冒然进去。而我们进去了。东北人民贫困，有革命的要求，抗联搞过游击战，对人民也有影响。这些都是有利的因素。
一开始，我们想控制全东北，这是从当时客观形势考虑的。红军占领了东北，华北根据地控制着通往东北的几条交通干线，华东根据地可以进行配合；而国民党只能从大后方经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运兵。显然，我们是有控制全东北的可能的。但是后来情况变了。美国人一插手，帮助国民党海运空运部队；苏联因同国民党订有条约，对它进东北不能拒绝；我一师还在赶路，三师也掉在敌人后面，加上主力部队到东北，可武器大部都留出发地，又没有根据地群众支持的条件，因此山海关、锦州一被敌人突破，我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。
总之，抗战一胜利我虽有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，但时间来不及。有些同志，对这一形势的变化看不清楚。在中央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情况下，提出了“最后一战”，以为和平快要到来了。在形势变化之后，思想不跟着变，还想控制中长路和大城市，战略上就失去了主动。
(注：以上为1961年6月28日《关于编写四野战史的指示》)配查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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