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报纸报道了一场杀人比赛：两个日本鬼子竟在比“谁能在完全占领南京前沪深配，最先以单刀杀死100个中国人”。
历史课本曾提及这段臭名昭著的日寇罪行，并配有二人气定神闲的照片。
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的80年，在此二战犯被枪决后的77年，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，从“照相”的角度，再现了“南京大屠杀”的日军暴行和七个中国百姓为保存日军罪证所付出的惨烈代价。
该片豆瓣评分8.6分，暂居年度第一；票房预测从开始的10亿元，已飞升至32亿元，这是继春节档后姗姗来迟的影坛奇迹。
只因这是一部“我们都应该去看看”的电影，正如我们都应该去了解且决不能遗忘那段历史（以下文字有剧透，但那些罪行，举世皆知）。
壹
近年来少有的战争片杰作
从《孤注一掷》到《南京照相馆》，很难想象，申奥导演的进步如此神速。
前者有巧借题材优势和社会话题钻营之嫌，后者则是一部无比真诚又极度克制，堪称近年来少有之杰作的战争片。
杰作标准有三。
其一，面对战争的态度。
抗日是我们趟过来的血路。必须拍，但不能朝“神剧”方向拍。
像手撕鬼子、裤裆藏雷、飞刀杀敌，一桶油炸掉飞机场，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，骑自行车力压机械部队……凡此种种，以无限贬低敌军的方式来描写战争，都是对抗日烈士的不敬和对那段历史的娱乐“消费”。
《敌后便衣队》剧照
《南京照相馆》是一部忠于历史，不作矫饰，没有神话自己和贬低敌人的战争片。
日军罄竹难书的罪行，守城军的溃逃与怯弱，普通百姓的绝望与屠刀下的血迹，皆毫不遮掩又不滥情地呈现在银幕上。
为日军摄影师洗照片以苟存性命的主角团们，亦无任何光环，他们纷纷死于子弹、奸杀、刺刀，最终仅幸存一个女人和一名幼婴。
其二，书写战争的角度。
战争牵涉甚广，力求全景描绘，几无可能。特别是商业片，其创作框架和有限时长沪深配，要求主创必须以一个巧妙的叙事角度，带领观众见识战争的深渊。
《拯救大兵瑞恩》以八人小分队寻找一个士兵的征途为切口，《血战钢锯岭》以拒绝持枪的军医在战场的选择为视角，《1917》以两个奉命往前线送信的士兵为基点。
优秀的战争片往往如此，以一叶落，见天下秋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那片“叶子”便是照片，全片就围绕拍、洗、送照片展开。
拍照片是日军的行为。他们需要摄影师，记录所谓的胜利，以及将侵略美化为“和平占领”。洗照片是在屠刀威胁下，百姓不得不配合日军的自救行为。送照片则是主角们决心将底片记录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真相，送出南京，揭露日军罪行。
照片即记录；他们要毁灭记录，因为他们害怕罪行曝光；我们要保护记录，因为保护，就是对罪恶的反抗。
一个很小的视角，却深刻地展示了繁华都城如何沦为人间炼狱，美好生活如何被战争摧毁，普通市民又曾遭遇何等痛苦。
其三，对日军的塑造。
抗日战争片，塑造中国人要比日军容易一些。
因为我们是正义的，受压迫的，面临死亡威胁的，不论悲惨、颤栗、绝望、死亡和反抗，主创都能够共情和想象。
但如何写日军，这是个难题。
像陆川导演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以日本兵为视角，观看战争对人的毁灭和剥夺，就曾引起诸多争议；像张艺谋导演的《金陵十三钗》，日军只是残忍、血腥、贪婪、冷漠的代表，似乎也缺乏对反派的深刻洞察。
申奥则特别巧妙地塑造了一个日军摄影师。
起初，他不敢杀战俘，对待照相馆学徒阿昌（刘昊然 饰），留有人情和余地。随着烧杀劫掠奸不断发生，他也开始不把中国人当人，哪怕婴儿被当面掼死，也只是嫌弃血迹耽误了他拍照。最后，他的脸被毁容，面目全非，沦为一头凶兽，不顾一切地刺穿阿昌的心脏。
战争片的唯一合理性目的，应是反战。展示战争的残忍，是一种反战，但还不够；要拍出战争对人的异化，战争如何将人变成丧尽天良的魔鬼和可怜无助的羔羊，才是更高级、更令人沉思的反战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做到了。
贰
两个照见残忍现实的“遗憾”
这不是一部在情节设计上完美的电影。它有两个戏剧上的“不足”沪深配，或许会让人感到“遗憾”。
其一，“汉奸”翻译官王广海（王传君 饰）游走在日军和照相馆之间。为了老婆、孩子和情人林毓秀（高叶 饰）的出城通行证，他卑躬屈膝，阿谀奉承。他让妻儿帮日本人洗衣服，教他们用日语说“中日亲善”，以此作保命符。
某天，日军驱赶数百上千国人到江边，进行屠杀。机关枪响，王广海背过身去，堵住了耳朵。他不知道，那乌泱泱的尸体中，就躺着他的妻子和儿子。
按照一般的编剧法则，后面他会发现妻儿已死，崩溃无助，并决心复仇，至少对日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妥协。
结果影片没有这样的情节。
他的结局是，为阻止日军强奸其情人，脑袋挨了一颗子弹，当场毙命。至死，都不知道他的妻儿已成为被屠杀的三十多万同胞中的一份子。
另一处，与之类似。
刘昊然饰演的阿昌替日军摄影师洗照片有功，为他和假扮他妻子的林毓秀，赚来两张通行证。照相馆的幸存者们决定抽签，中签者持证离开南京。最后，选中照相馆老板的太太和女儿。两人来到城关，亮出通行证后，突然被守关日军拦下奸杀。原来，日军摄影师早就想杀阿昌夫妇，因为他们看见了胶卷记录的罪行。但摄影师不想亲自动手，遂以通行证为由，欲借刀杀人。
不是命运在作弄人，而是悲剧的始作俑者——日军战犯，肆意地贬低国人的尊严，蹂躏国人的生命，将困在南京城里的芸芸众生，视作随时可以戏弄、捏死的蚂蚁。
按通俗的商业片规律，照相馆老板（王骁 饰）理应在某一时刻，知道妻女的遭遇，并不计代价地报复仇人。
结果影片仍然没有这样的情节。
老板和林毓秀带着最后的通行证出关，为保护女人、孩子，他放弃出关，与日军纠缠，最终被打死。至死，他都以为妻女已逃出这座地狱。
这两个情节，涉及到“汉奸”及其家人被当作狗一样践踏的命运，女演员不可言说之痛和她的大义，为了朋友家人甘愿舍命的学徒和军人，还有曾拍摄过无数张幸福的全家福，又眼见这幸福被日军无情摧毁的照相馆一家。这些角色在一定程度上，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与难民的绝望。
从电影的情节设置上来分析，观众的观影期待落空当然是一种“遗憾”。但转念一想，或许戏剧的“遗憾”比“圆满”更真实，更触动人心，也更尊重历史。
因为彼时彼地，前一秒握有逃命的船票的人，下一秒便可能是江上浮尸；前一秒以为能苟活下去，下一秒就可能被坦克、炮弹、子弹、刺刀和病菌，给无情地绞杀。
那是1937年12月的南京，没人能来得及告别，更没有戏剧上的复仇。
导演的反商业、逻辑断裂之处，恰恰撕开了戏剧的假面。战争容不下理想的起承转合，它只有生死无常；屠杀容不下昂扬的英雄觉醒，它只有荒冢白骨。
尤为残忍的是，当时的同胞，活着的唯一可能是屈膝，是下跪，是卑微地乞求敌人心慈手软，乞求他们的一念之善。
可王广海一家屈身献媚，换不了宽赦；照相馆一家藏身地下，亦难免厄运；他们如同无数南京的普通家庭，根本等不到所谓的“善”。因为那些以残杀取乐、夸耀战功的战犯，早就剥蚀了人性，沦为了彻头彻尾的禽兽。
叁
一段永远“拍不完”的历史
《南京照相馆》是一部商业战争片不假，纵有“京字第一号罪证”相册的真实事件为故事原型，也难免要适度改编。
但倘若你以为那些令人椎心泣血的画面，是虚构式的放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；影片的“虚构”，皆有来处，甚至只是悲惨历史的冰山一角。
片中有一幕，日军摄影师划船渡江，感慨血色江水，当配上彩色胶卷，方有美照传世。
历史上真有一名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，他看到南京城外有个池塘，“看上去就像一片血海——色彩绚丽、凄艳绝伦。如果我有彩色胶卷就好了……那将是一张多么震慑人心的照片啊！”
先辈数以万计的淋漓鲜血，竟是他人眼中一张风景照的理想背景！
片中沿江处决中国战俘和平民，所凭武器是机关枪和刺刀。而现实是，据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所写，“第一排先被砍头，第二排国人被迫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，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。”这种屠杀方式，从早到晚，只能杀2000人，日军嫌效率太低，这才改用机关枪扫射。
片中有日本军官命令下属练习砍杀、刺死俘虏的场景。事实上，日军残忍得多，张纯如曾写到一个日本老兵永富角户的回忆。
他说，他们拉着一群俘虏行路，两侧是上万被屠杀者的尸堆，野狗正在啃食尸体。下车后，一名军官拔刀出鞘，在上面吐唾沫，然后挥刀，砍下一个中国男孩的头。军官建议他将这颗头带回家做纪念品，“我记得当我从他手中接过军刀开始杀人时，我自豪地笑着。”
这个男孩年龄不详。但另一位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提及，那群俘虏，那群他眼里的“愚昧的奴隶”“愚昧的绵羊”“地上爬行的蚂蚁”中的部分人，“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小男孩”。
还有慰安妇，申奥导演的镜头极度克制，没有张艺谋导演稍作遮挡的奸杀画面，没有陆川导演冰冷直白的性暴力场景，他只是用惊惧的女性嘶吼、日军恶心又肮脏的嘴脸和一个被拖走、被撕扯以致于精神崩溃的女性，来控诉战犯的暴行。
而这种暴行，仍是一个“碎片”。
日军从亚洲各地拐来8万到20万名妇女，安置在脏污至极的慰安所。“不计其数的慰安妇（日本人称她们为‘公共厕所’）在得知自己的命运后自杀身亡，还有些人要么死于疾病，要么被日军杀死。”至于那些活下来的妇女，承受的是终生的耻辱、疾病和痛苦。
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《南京照相馆》仅为那段至暗至痛、至悲至愤的历史的一段引言，一个篇章，一次回忆；对于这段人类史上空前的血腥兽行，每一代导演都有自己的作品，去记录，去警醒。
庆幸的是我们这一代有申奥导演，有《南京照相馆》，有这样一部勇气与真诚之作。它的最终票房理应更高，高到每一个中国人、日本人乃至全世界，都记住“南京大屠杀”，都记住人应当是人，而不能因任何目的、利益、欲望而堕落为兽。
文/李瑞峰 编辑 苏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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